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透過跨專業合作，支持性暴力受害者從創傷中療癒。針對數位性暴力，該中心強調需要專責單位來減少受害者的二度傷害。他們推動的創傷療癒過程包括恢復安全感、重新審視事件、建立人際連結。這些方法幫助受害者從創傷中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並強調社會對性暴力議題的關注與預防的重要性。
訪談中提及的個案故事，均經過多個故事揉捏、模糊基本資料與改編，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早在 #MeToo 萌芽的二十多年前，勵馨基金會除倡議外，即開始引導性暴力倖存者脫離暴力環境與賦能充權，勵馨基金會起源於雛妓救援與家內性侵受害少女的中途之家，王玥好執行長一路看見未成年兒少的創傷與失語：「這是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萌芽的契機，過去在服務中遇見一位孩子，她在畫畫的時候畫了一個愛心，但愛心的底下卻有一塊陰影，讓我看見除了提供照顧之外，創傷也是需要被處理的，因此發現了心理諮商的需求。」。
在人們漸漸撥開兒少性侵議題複雜性的當代，我們拜訪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看見一個結合諮商、醫療、法律服務資源的組織如何透過系統讓更多有需求的人們能夠使用資源，進而療癒自己的生命。也透過中心的成立，讓社會更關注兒童性創傷的議題。
跨專業合作織岀安全的保護網絡
「小安是一個遭受家內性侵的受害者，由家防中心社工做出評估，認為小安需要被安置在家園中提供保護。然在事情揭露以後，原生家庭的不接受、搬至安置家園的環境變動，甚至需要面對司法程序，都造成小安對於新生活的不適應，因此在家園中常常與人發生爭執或衝突，因此安置家園的社工認為小安需要諮商的協助。」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的督導李如玉談及中心在跨專業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
共同協力撐起一個家庭是跨專業合作最重要的目標，透過小安的例子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資源同時支持個案的內、外在需求，社工主要的任務是在評估個案的安全狀況及需求，並且連結適當的資源，陪伴個案面對各項挑戰；而諮商師的任務，則是協助社工了解個案的想法，認識孩子，並且協助個案重建對他人的信任及安全感。
當家庭成員同時也是加害者時，加害人處遇社工又該如何與家防中心社工、諮商師合作，則是需要面對的課題。然而每個專業都有自己的立場，因此站在每個崗位上的夥伴，需要彼此理解，並且有良好的溝通交換訊息，以家庭為中心，共同織出完善的保護網絡。這也是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在累積許多個案中，發現最為困難之處——對孩子來說，不同崗位的「成人」是否有相近的觀點與態度，亦會影響孩子面對創傷的思考。
社會的轉變也帶來改變
「社會氛圍也影響受害者是否願意主動求助。」李如玉說。去年台灣 #MeToo事件開始發酵，大眾支持受害者發聲，這樣的群眾意識也對性暴力受害者的生命產生不同變化。當受害者開始嘗試在相關的事件下留言，或在社群上試著揭露之後獲得社會的支持，也給了他們向外求助的動機。
勵馨台北市分事務所陳玉楨主任進一步與我們分享澳洲案例，建議台灣政府能發展前瞻性計畫來進行「預防」。在澳洲的公部門有性別暴力防治辦公室的專責單位，統籌性創傷所涉及的司法、教育、社政、警政等相關資源；也進行性別暴力相關政策的推動，並明訂階段性的目標。另一個是建立「性別暴力防治研發智庫」，進行相關研究，以發展出前瞻性的政策。從 2023 年從娛樂產業蔓延的性暴力受害經驗自白，到 2024 年數位性暴力與涉及未成年性侵害的議題延燒，台灣的 #MeToo 運動也該走往下一哩路——有量能發聲、有智慧預防。
陳玉楨針對數位性暴力的深聊的下一步，應設立數位性別犯罪專責的偵辦單位，以目前台灣現行做法，當受害者的私密影像在被不同的平台散播出去，只要警察發現一個平台，就需要做一次筆錄，受害者就要不斷地述說，並懷著無法知道什麼時候會再來一次的恐懼。因此如果有一個專責的偵辦單位，建立跨縣市或跨案件偵辦的機制，受害者就無需因為同樣的案件一再的報案陳述，造成受害者的二度傷害。這樣的機制，也源自於數位性暴力受害者的創傷更隱蔽，因網路內容的難以根除性，一生都承受著「被觀看」的風險。
科技助長的網路性暴力
近幾年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服務數位性暴力受害者的個案越來越多，發現數位性暴力受害者療癒創傷之路上常遇到的困難，是傷害更難以被理解。許多網路或社群的發言，導向「沒有對身體造成實質上的傷害，因此不需要這麼重視。」然而數位性暴力的傷害是不可預期的，也不會因為影片下架就平復，受害者無法確定外流的影片被誰看過，是身邊的同學還是朋友？因此，與人重新建立信任感及安全感是相對困難的工作。
對數位性暴力的受害者來說，恐懼將會一直存在，李如玉分享：「有時候相關的新聞事件，雖然不是受害者自己，但也會引發他們的創傷經驗，我們期望他能安頓自己的狀態，如果有困難的時候，也能回來尋求幫助。」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在 2023 年的網路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家中有 12 歲以下孩童的家長，有 81.20% 會讓孩子使用 3C 設備。陳玉楨談及數位陪伴的觀點：「我們認為數位陪伴是重要的，我們通常知道要陪孩子玩遊戲，但卻不會在孩子使用手機時，陪伴他們玩網路遊戲或看看他們正在看什麼影片。家長也需要讓孩子知道有什麼是不能看的，並且要解釋不能看的原因是什麼。」
進一步談及組織在校園推廣上的立場，針對未成年兒少的教育，他們倡議家長及老師應該正視與孩子談論性，在兒童時期可以教導孩子認識自己的身體，青少年時期則需面對他們的情感需求來進行性教育，而不是抗拒他們交友的需求，當家長或老師越反彈這件事情，當青少年發現問題時，就不敢向家長或老師尋求協助。
療癒的漫漫長路
從性暴力受害到數位性暴力的受害者身上，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發現受害者們需要的陪伴，也因而成為台灣第一個不以次數限制諮商療程的社福機構，而是以個案的需求進行評估。在諮商的過程中需要與個案釐清服務的目標，李如玉說：「這些經驗仍會停在發生的彼時彼刻，但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助個案從經驗裡走在此時此刻，以後可能仍然會想起，但個案會知道那已經過去，以能夠繼續在現在的生活前進。」傷痕並不會完全地從生命中被抹去，而是在療癒的過程中找到與創傷共存的方法。
對於性暴力創傷的受害者來說，影響最大的則是對於關係的信任。當他們進入親密關係時，會與另一半有更深的接觸，也害怕會不會再一次遭受被親近的人傷害。李如玉談及許多幼年受害的成人之路：「我們會遇到兩種類型的個案，一種是這輩子都不會告訴自己的伴侶，擔心伴侶知道後會如何想我？會不會覺得我很髒、很隨便而離開我？另一種是在進入親密關係之前就會先告知自己過往的傷害，確認伴侶可以接受後才會繼續交往。然而這其實是對關係來說相對不安全的，第一是不確定伴侶是否真的可以接受，第二則是當兩人尚未進入較為深度的關係，另一方就需要聆聽這樣私密的事情，可能會因此感受到挫敗。」
許多未成年受害者並不一定會在創傷當下立即求助，而是到了成年進入關係之中才發現事情並沒有隨著時間過去。成年後的療程，又是另一哩路。
沒有看見不代表沒有發生
「我們曾服務過一個個案，她在十六、十七歲時遭受到性暴力，但來中心求助時已經六十歲了，這個個案將秘密埋藏許久，初次揭露已經是事發超過四十年。這是一個雖然悲傷但很常見的故事。」
近年未成年遭受性暴力的正確通報率增加，代表社會對於未成年遭受性暴力的議題開始被注意。在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所服務的成年個案中，有部分是在未成年時期即遭受到性侵害，顯示過去的通報率低，不代表沒有發生。
性創傷不僅影響個人，也影響親子互動的關係，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也針對親子關係辦理相關的團體。他們認為，母親被社會期待是一個可以保護孩子的角色，因此當孩子受到傷害時，母親常常是被責怪的對象，然而在服務的過程中發現，母親也可能是曾經的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在家內性侵中，母親對同是家人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往往衍生出更難解的家族創傷。
這樣的個案中也常發現，不是母親忽視孩子，而是母親沒能讀懂孩子的求救訊號。當孩子無法找出適切的語言描述自己經歷時，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透過不同的媒材觸發個案的感受，可以是繪畫、照片或是文字。「我曾經服務過一位不太講話的七歲孩子，因此我邀請他一起畫一個人的身體，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畫了一雙藍色的眼睛，他說他覺得很傷心。」李如玉說她也能感受到深沉的悲傷，後來才知道孩子不敢告訴父母他所發生的事情，怕父母傷心。
說一個新的故事
無論是畫下一顆有陰影的愛心，或是一雙藍色的眼睛，都是未成年受害者的發聲，也是創傷療癒的開始。
蒲公英諮商輔導中心以創傷療癒的三個階段引導個案：
第一個階段是重新恢復安全感及信任感。
第二階段是用不同的角度看事件，找出新的故事線。當個案第一次述說故事時，往往覺得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不過說到第二次、第三次，經過每一次的回顧這個歷程，發現自己好像不是真的那麼無能為力讓自己陷入那個狀態。這個過程也可以讓他看待自己的觀點變得不一樣，重新放置這個故事在他生命裡頭的位置。
最後則是重新建立連結，當他開始可以梳理自己的生命經驗，並發現有人能支持接納他時，就能恢復與自己及社會的連結，這是對於性暴力的創傷療癒來說很重要的階段。
「在陪伴遭受到性暴力創傷的受害者時，需要協助受害者去接受，不可能再回到事情發生以前的樣子。所以我們說的是療癒，而不是修復創傷。」把這件很大的事情變得很小，像是生命中的一張小貼紙，也許，那顆有陰影的愛心，也能重新對世界感到怦然。
To-Do List
「成為別人的重要他人。」培力成年人或未成年人成為周遭的重要他人是重要的事情，當我們知道身邊有人是遭受性暴力的受害者，如果我們有能力傾聽，並且一起討論是否有求助的管道，儘管只有一個人，力量就已經很大了。
封面攝影｜Lina Trochez @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