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厭童論戰，映照台灣社會的永續焦慮——專訪婦產科醫師蘇怡寧

在台灣婦產科領域，蘇怡寧醫師是公認的權威人物之一。他曾任台大醫院婦產部主治醫師，後續創辦了知名醫療機構，奠定其專業地位；與此同時，真正讓他跨出醫療圈、成為公眾熟知的人物，是他在社群網路上開設的「蘇怡寧醫師愛碎念」粉絲專頁。透過這個平台，他長期以直白敢言的風格解答疑惑、破除迷思，累積了廣大的追隨者。

這樣一位深具影響力的醫師，近期在台灣社群的「厭童」（Child-hating）爭論中，將自己拋入了輿論的暴風圈。事件起於一名大學生對機上嬰兒哭鬧的抱怨，他不僅公開介入，更引用《兒童權利公約》將其定調為歧視，並因公開發文者資訊等激烈手段，瞬間引爆網路論戰。

在爭論其手段是否合宜的喧囂之外，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浮現：是什麼，讓蘇怡寧選擇捲起袖子參戰？這背後僅是單純的情緒宣洩，或者隱藏著他對整個社會氛圍變遷的深刻憂慮？

高齡化浪潮下，當代父母的無後援焦慮

行醫超過三十年，蘇怡寧醫師在診間中，第一線目睹了台灣社會的某些變遷。「高齡化，讓父母從一開始就背負了更多對於孩子健康的擔憂，」他觀察到。當新生命的降臨伴隨著更高的不確定性，「焦慮」便成了許多家庭的初始情緒。

而這份焦慮感，並未在嬰兒響亮的哭聲中終結。蘇怡寧指出，當父母抱著孩子離開診間，真正的挑戰來自整個社會。「現在最大的壓力源是教養，」他進一步直指，「雙薪家庭，孩子誰來帶？有沒有後援？」

在他看來，「後援」的範疇遠超家庭內部，它指向一個更宏大的社會支持系統——從政策、設施，到難以量化的社會氛圍。「當你帶孩子出門，整個社會是不是你的後援？這就碰觸到了我們現在所說的『厭童』氛圍。」他將這種對孩童缺乏耐性的氣氛，視為壓在當代父母肩上的無形重擔。

要求「孩子像大人」的荒謬

「看很久了，真心覺得實在是受不了了。」談及介入的動機，蘇怡寧的回答相當直接。他表示，網路上對孩童不友善的聲量與日俱增，已到了一個他無法再忽視的地步。「總覺得，應該要有人出來做些什麼事吧。」那則機上抱怨的貼文，便成為他行動的觸發點。

許多人認為，要求公共安寧是合理權益。對此，蘇怡寧提出他的框架：問題的核心，在於社會價值觀從「利他」走向「利我」後，人們開始習慣用要求「成熟大人」的標準，去對待一個仍在發展中的孩子。

「你不覺得這很荒謬嗎？」他反問，「法律上，未成年人承擔的責任和大人不同，為何社會的期待卻用同一套標準？」而面對「討厭的不是小孩，是放任的家長」的論點，他選擇直接挑戰這個標籤的定義。

對此，他反問社會應先定義好，什麼叫「放任」。「孩子哭，就等於家長放任嗎？難道與人溝通，只有叫他閉嘴才叫教導嗎？」他認為，這類說法看似合理，實則簡化了教養的複雜性，並可能將成人本身的不耐，直接歸咎於孩子的父母。

以衝突作為社會進步的方法論

而蘇怡寧選擇公開對方資訊的手段，是整起事件最具爭議的焦點之一。他本人如何看待這個決定？他並未著重於為自己辯護，而是闡述了一套他所信奉的、關於社會進步的哲學。「一個社會的進步，永遠來自於衝突。」這是他的核心觀點。

「有衝突，才會有反思與討論；有討論，才會有妥協；有妥協，才會有進步。」他解釋，當溫和的說理無法撼動因「從眾效應」而被放大的厭童聲量時，製造衝突便成為一種他所採取的擾動方式。

「我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如此形容自己的策略，「當你在網路上公審別人的孩子與父母時，你是否想過對方感受？我讓你知道這件事是痛的，你才會去思考界線在哪裡。」蘇怡寧表示不認同「公審」的行為，但他卻在這次事件中，有意識地選擇使用這樣的手段，來達成他所認為的更高目的。

從個人感受到公共權利：《兒童權利公約》

在論述中，蘇怡寧頻繁提及《兒童權利公約》（CRC），試圖讓討論從個人好惡，提升至人權層次。他對於台灣社會普遍對《兒童權利公約》的陌生感到訝異，並用一個類比來闡述其重要性。

「聯合國九大人權公約（＊註），大家都在談女權、反種族歧視。如果你認同這些普世價值，為何唯獨對同樣並列的《兒童權利公約》，會覺得遙遠又陌生？」他進一步指出，這背後可能牽涉到亞洲社會一個深層的文化慣性 —— 將孩子視為「大人的附屬品」，而非一個擁有獨立權利的主體。

對他而言，《兒童權利公約》不只是法律條文，它提供了一套思考座標，提醒社會，兒童是一個需要被特殊理解與保障的群體。

（＊註） 聯合國九大人權公約包括：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兒童權利公約（CRC）、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CAT/OPCAT）、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CMW）、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CED）。

兒童與未來：少子化浪潮下的永續課題

最終，蘇怡寧將所有的擔憂，指向了他眼中台灣最迫切的危機：少子化與人口結構的崩壞。

「打造一個兒童友善的社會，這不是福利，而是攸關台灣未來生產力與韌性的永續發展大計。」他認為，若社會氛圍持續對生養家庭不友善，再多短期的生育補助都難以奏效。他主張政府應有更積極的作為，例如：效法德國立法，明確定義「兒童的聲音不是噪音」，以公權力劃出清晰的界線。

甚至，他也提出了更具挑戰性的稅制改革構想。「養一個孩子，就該減稅。因為你正為社會的未來付出。反之，沒有生養的人，未來其實是在享受這些孩子長大後貢獻的社會資源。」這個觀點挑戰了傳統的稅收公平概念，也直接點明了個人選擇與社會共同責任之間的拉扯。

「每一個孩子，都是一張可能中大獎的社會彩券。」他生動比喻，「厭童的社會，等於是親手將這些彩券一張張丟進碎紙機。」

經歷了網路上的驚濤駭浪，當話題回到原點，那麼多年來，為什麼選擇待在產房？蘇怡寧的語氣也隨之柔和起來。即便接生了成千上萬次，每當親手將一個新生兒迎接到世界上，聽見那第一聲哭喊，他形容：「那種感動，每一次都是獨一無二的。」或許，正是這份對生命原初狀態的深刻連結，讓他起身走入輿論的喧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