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排斥下一個世代？穿越厭童迷霧，找到跨代共處提案

這兩年，台灣的社群平台上頻繁上演著一種情緒的集體擴散。

從「嬰兒在機艙大哭」到「高鐵寧靜車廂」爭議，每一則貼文下方的留言，往往迅速滑向極端的二元對立：一邊是控訴「恐龍家長」放任噪音，另一邊則是家長哀嘆社會對兒童不友善。

這種被貼上「厭童文化」標籤的現象，背後映射出的是台灣少子化之後，成人與兒童日常接觸的斷裂，以及育兒責任被高度私有化後的壓力爆發。網路上，「厭童」一詞被賦予了新的語境，它不再只是個人好惡，而是一種追求「絕對安靜權」與「個人消費體驗」的集體情緒。

然而，衝突真的無解嗎？當少子化讓台灣進入無後社會的預演，我們對孩子的包容力是否也隨之探底？從捷運車廂的吵鬧到「兒童禁入區」的擴張，這不只是一場安靜權與育兒權的論戰，更是台灣在城市演進中，關於共融環境與公民養成的關鍵轉捩點。

將目光從螢幕上的唇槍舌戰中移開，回到地表 95 公分的高度，會發現這場爭議背後，映射出的是台灣社會在少子化浪潮下，育兒支持網絡難以負荷的重量。站上厭童論戰浪尖上的婦產科醫師蘇怡寧曾言：「社會的進步來自於衝突。」衝突之後，我們是否真的能看見更多解法？

延伸閱讀：一場厭童論戰，映照台灣社會的永續焦慮——專訪婦產科醫師蘇怡寧

或許，當我們不再爭論誰該為誰退讓，對話才能真正開始。本篇 Doiiin 報導，邀請在不同領域默默深耕的實踐者，他們正試圖從空間、制度與生活的切片中，縫補起原本破碎的連結，共同描繪出一幅不以單方犧牲為前提，而是以共融為核心的社會藍圖。

翻轉視角：從聽話知情到參與的公民覺醒

「所謂的厭童，往往源於『不同需求的打架』。」超越遊戲（註1）理事李玉華坐在位於雙北一隅、充滿笑聲的遊戲場旁，平靜地切入核心。

（註1）超越遊戲（Beyond Playmaking）的所有核心成員，過去十多年投入「特色公園」倡議。成立超越遊戲，是為了進一步倡議「兒少友善城市治理的人心工程革命」的重要性，嘗試打造一個讓孩子能自在探索、練習選擇與承擔後果的學習場域，讓成長真正發生在參與之中。

十多年前，李玉華與一群「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特公盟）」的媽媽們開啟了台灣的「公園革命」。十年過去，她們看見的不再只是溜滑梯，而是整座城市的治理邏輯。「十年前，我們看見的是硬體資源的匱乏；十年後，我們面對的是文化的隔閡。」李玉華回憶，這場運動的起點是因為夥伴林亞玫發現家門口的遊具被無預警拆除，詢問後卻只得到「不符標準」的冰冷回應。

「為什麼拆掉孩子天天玩的設施不用跟孩子解釋？為什麼孩子在公共空間的使用權能被隨意抹除？」李玉華指出，華人社會習慣讓孩子「聽話就好」，但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註2）裡，孩子從出生就是獨立的公民。「即便只是換尿片，我們也應該告訴孩子『我要幫你換了喔』，這是對身體自主的尊重。同樣地，拆掉一個飲水機或遊戲場，孩子也有知情的權利。」當我們把孩子當作「小公民」對待，他們才會對社會產生歸屬感。李玉華認為，這種「尊重」的練習，正是修補厭童情緒的第一步。

（註2）《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簡稱 CRC）是 1989 年聯合國通過的國際公約，旨在保障未滿18歲兒童的生存、發展、受保護及參與權，強調兒童是獨立的權利主體。台灣於 2014 年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使其國內法化，並確保持續檢視兒少權益。

李玉華分享了一個體感工具：全球城市設計倡議（GDCI，Global Designing Cities Initiative）的兒童 95cm 視角模擬翻轉鏡。當成人戴上翻轉鏡，甚至坐上輪椅，以不同的高度重新審視街道，會發現原本平常的變電箱成了遮擋視線的巨獸，窄小的騎樓則是永遠過不去的關卡。

「如果交通工程師在設計前，就能納入視角差異，那麼『兒本交通』就不會只是口號。」李玉華強調，解決衝突的方法不應是強迫孩子做他們做不到的事，而是透過「前段設計」將需求含容進去。例如，丹麥與日本的火車設有專屬遊戲車廂，讓幼兒的動能得以釋放，寧靜車廂則保有寧靜，商務車廂則滿足職場人士邊移動邊開會所需等。這不是隔離，而是「適得其所」的共榮。

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領隊楊鎮宇也指出，要求孩子在公共空間安靜得像空氣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成長本就包含社會化的歷程。他提醒：「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取決於如何對待弱勢族群。」若因厭童聲浪而將孩子隔絕在特定的「親子友善區」，反而讓他們失去與真實社會融入的機會。

延伸閱讀：不打不罵不威脅，可能嗎？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談教養

權利的守護：讓孩子從附屬品成為小主人

「如果我們今天不把孩子當主人，不聆聽他們的意見，我們如何期望他們未來能成為主人翁？」台灣好鄰居協會（註3）秘書長楊國正語氣堅定，他認為根據孩童的成熟度，現在就該讓孩童慢慢學習「做主」 。

（註3）社團法人台灣好鄰居協會，源自國際非政府組織 Good Neighbors。Good Neighbors 成立於 1991 年，三十多年來致力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四大核心權利，並長期投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服務遍及全球約 50 國。台灣好鄰居於 2019 年成立，以「守護兒童」為起點，在台灣推動兒童權利與心理健康教育、支持弱勢兒童；在國際則參與扶貧、社區重建與人道救援，串連在地與全球，成為孩子身邊可靠的好鄰居。

然而，台灣在《兒童權利公約》的落實上存在斷層：好鄰居於 2022 年進行的全國性調查顯示，台灣兒童的「受保護權」得分高達 91 分，但「參與權」卻僅有 59 分。這反映出社會仍傾向將育兒責任私有化，讓家長容易成為孤島 。

楊國正指出，當代人權利意識強，認為花錢消費就有不被吵鬧干擾的權利，這本質上是對兒童不太公平。他分享了一個心酸案例：曾有家長帶孩子去買紅豆餅，卻因商店標榜「不歡迎 15 歲以下兒童」而被迫在門外等待，沒有把孩子當作主體。 當社會默許這種以「身份」而非「行為」來排除某一群特定對象的狀況時，歧視就在默默發生。

為此，好鄰居帶著孩子走進社區觀察、提出建議，使他們從「被服務者」轉向「參與者與行動者」 。同時，好鄰居邀請企業一起認領「兒權責任」，參考聯合國《兒童權利與商業原則》（CRBP），將兒童視為重要的利害關係人 。

好鄰居調查顯示，台灣大型企業對兒權落實的指標揭露仍有極大進步空間，唯有企業支持員工彈性工時與育嬰假，社會支持網才能重新變得厚實。

楊國正呼籲企業應認領「兒權責任」。這份對生態系的呼籲，在扣扣老師陳子倢（小人小學創辦人）的實踐中得到了商業層面的驗證。陳子倢認為「教育的永續，需要靠平台型角色連結供需」，她從早期排斥商業資源，到後來加入 FunNow 集團，意識到必須透過資源整合，讓課外學習不被框架侷限，轉化為整體家庭教育的生態圈。

延伸閱讀：公益與商業交會，讓孩子成為最大受益者——扣扣老師陳子倢

生活的實踐：在「玩國」裡練習與孩子共處

離開了法規與政策的辦公室，我們來到新竹的「玉蘭玩國」（註4）。這裡只有泥土、廢木材、雞群，以及農園策劃胡娜娜口中的「真實生活」。

（註4）玉蘭玩國：一個新竹在生活了六代人的農園。作物豐富，有百年玉蘭花樹以及 60 年以上的荔枝老欉，開放各類型休閒育樂活動。近期與在新竹深耕近二十年的教育社群「光合人文教育工作室」合作，讓玉蘭玩國成為最具體的實踐場域，陸續開展兒童與親子活動、青少年社群、手作與勞動課程，以及各式社會學習實驗，持續探索一個不只是教育，而是能讓生活長長久久的社群樣貌。

胡娜娜回歸老家土地，與夥伴打造了一個半戶外的「共同生活團體」。在這個空間，0 歲到18歲的孩子混齡共同生活。他們要一起去菜市場買菜，觀察大人溝通；也要投票決定是否蓋一座木房子，並在意見不合時學習「共識決」的痛苦與必要。

在玉蘭玩國，大人是「陪伴者」而非「管理者」。當孩子大哭時，胡娜娜會引導他看見這就是成長的一部分。「我也希望透過這裡，讓家長看到：你的小孩沒有和別人不一樣，這就是孩子原本的樣子。」當孩子在真實的泥土裡學會與他人協商，他們在捷運、在美術館，也會自然地展現出對公共秩序的理解，而非被迫地服從。

觀念之戰：是「禁區」還是「共榮」？

對於日益增多的「No Kids Zone」（兒童禁入區），實踐者們給出了深思。

胡娜娜從家長眼中看見了另一種隱形壓力。她提到，許多媽媽過著「偽單親」的生活，獨自育兒的辛苦不僅是體力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孤立感。她觀察到，當家長獨自帶孩子在公共空間時，往往會因為孩子的行為而感到極度焦慮，甚至覺得自己的孩子特別「搞怪」。

「這種『我的小孩是不是有問題』的恐懼，源於社會對兒童發展的陌生與不寬容。」因此，胡娜娜希望讓家長看見，原來大家的孩子都會吵鬧，那種獨自面對白眼的緊繃感才能獲得釋放。

楊國正分享，當孩子問「為什麼我不能進去（商店）」時，那是最初始的歧視經驗。物理上的區隔只會讓少子化惡化，因為社會正在釋放「我們不歡迎新生命」的訊號。蘇怡寧醫師也提到，社會不應將教養簡化為「閉嘴」，更不應將育兒「隔離化」。李玉華則透過「同理心工作坊」提出解法：當雙方的需求都能被看見，而非被推向對立，對話才有可能開始。

遊戲場的衝突：Threads 上找不到的社會練習

面對網路對孩子吵鬧的不耐，李玉華觀察到一個有趣的對比。在社群平台上，成人遇到不滿往往選擇拍照、公審，這種「隔空開火」讓問題在現場依然僵持，甚至加深了族群間的恐懼。

「但在遊戲場，孩子們每天都在練習最真實的『協調』。」李玉華分享，這種自發性的衝突解決，是現在高度結構化的教育體系所缺乏的。這份對他人的尊重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摩擦中「磨」出來的。楊國正從權利視角補充道，真正的權利教育是建立在「彼此尊重」上，排隊、等待，就是最基礎的參與權練習。

胡娜娜則將這種練習推向民主討論。當孩子們爭執不下時，她會引導他們投票。甚至有四歲孩子說：「我們台灣不都這樣嗎？」她也會進一步討論，當投票結果讓少數人難過時，有沒有更好的共識？

如果公共空間因為「厭童」聲浪而消失，孩子就失去了學習共處的練習場。當孩子失去了面對面解決衝突的機會，最終導致的，是整個社會都失去了在現實中與人達成妥協的能力。

在喧囂中，尋找共處的最大公約數

我們對未來的想像，不應建構在彼此的排斥之上，而需要由不同崗位上的人們共同承接責任。

政府與規劃者若能嘗試蹲下來重新觀察城市，空間設計就能具備包容不同需求的彈性，讓公共場域不再是需求打架的戰場，而是各取所需的避風港。企業與雇主也應認領共同照顧的社會責任，透過制度支持員工兼顧育兒與職涯，這不僅是為了競爭力，更是守護社會的根基。

而對大眾而言，我們能做的是給予在公共場合汗流浹背、正處於緊繃邊緣的家長一個理解的眼神。家長與孩子則在自由中練習界線，練習看見他人的需求，探索出一種溫柔且具備公德心的共處方式。

正如胡娜娜所言：「教育不是教他什麼，而是讓他學會『怎麼學會』。」

友善社會不是規定誰必須遷就誰，而是讓我們練習，如何不讓別人的脆弱成為自己的負擔，而是成為彼此支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