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於 1990 年的「立法院厚生會」，是台灣國會歷史最悠久的次級團體，長年在立法院內一間小小的會議室內，拋開政治口水，進行跨黨派的醫療政策溝通。「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作為其背後智庫，組織民間專家學者，為厚生會的立法委員提供政策制定的堅實建議。基金會現任執行長陳柏同談他如何以「無知之幕」作為核心思考，對代孕、罕病、癌症、急救、青少年自殺率等健康議題提出看法，並在協助立委制定政策的同時，想方設法將更理想的觀念傳達給社會大眾。
當意外發生，我們能不能是那個敢伸出援手的人？
從立法院的政策推手，到走入社區推動全民急救賦能，厚生基金會執行長陳柏同始終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如何用制度與行動讓生命延續，且活得有尊嚴。
心跳停止後，大腦開始受損的黃金時間是 4 分鐘；一場意外導致的動脈大出血，可能在 5 分鐘內奪走一條性命。在生與死的邊界上，時間是以秒為單位的倒數。然而，從意外發生到救護車抵達前的「真空時刻」，誰能填補這幾分鐘的空白？唯有當時就在現場的「你」和「我」。
「我們想解決的，不只是『會不會做』，更是『敢不敢做』的問題。」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執行長陳柏同語氣堅定。這位曾在加拿大與美國攻讀公共衛生、擁有豐富醫院管理背景的執行長，此刻談論的不是高深的醫療術語，而是如何讓每一個普通人，都能成為守護生命的關鍵力量。
802 會議室裡的理性之光
要理解厚生基金會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得先將時光倒回 35 年前。
那是台灣民主化初期，立法院內衝突不斷。當時，幾位擁有醫療背景的立法委員——黃明和、張博雅、楊敏盛等人，深感民生議題不應淪為政黨惡鬥的犧牲品，於是決定跨越黨派，共同成立了「立法院厚生會」。1990 年至今，這是台灣國會歷史最悠久的次級團體，歷任會長橫跨藍綠，包括賴清德、盧秀燕、蔣萬安等重量級人物。
在立法院群賢樓裡，有一個有趣的對比景象。「801 會議室是衛生環境委員會的所在地，那裡往往是高分貝、高張力的質詢現場，充滿了政黨間的對立與攻防，」陳柏同生動地描繪：「但就在隔壁的 802 會議室是我們最常開會的地方。當推開這扇門，大家會放下政黨標籤，坐下來進行理性的專業討論。一牆之隔，外頭是政治火花，裡面則是解決問題的微光。」
然而，立法委員並非全知全能。面對如全民健保這般涉及醫學、法律、財政、社會學的龐大議題，光靠委員個人的力量遠遠不足。於是，1990 年底，「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應運而生，定位為專業智庫，以知識協助「立法院厚生會」推動政策。
「我們就像是搭建一座橋，」陳柏同解釋，「一端是擁有民意基礎但需要專業後援的立委，另一端是深耕領域但聲音難以上達的學者與民間團體。」
從早期的全民健保法草案，到如今的癌症新藥基金、罕見疾病權益，許多影響深遠的政策，都是在厚生基金會的穿針引線下，於這間象徵理性的會議室裡孵化成形。
無知之幕：在生命面前，我們都不知道自己的運氣
在訪談中，陳柏同多次提及一個哲學概念——由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制定政策時，我們必須假設自己站在簾幕後面，不知道自己將會生在富裕或貧窮的家庭、不知道自己會擁有健康的身體還是帶有罕見疾病的基因。」陳柏同眼神深沉，「只有在這種『不知道自己運氣如何』的前提下定出的政策，才符合真正的公平正義。」
這份哲學信念，深刻影響了厚生推動議題的視角。
以備受爭議的「代理孕母」議題為例，陳柏同曾直言：「當醫療技術可以協助那些先天子宮發育不全、或因病無法生育的人擁有後代時，我們有什麼權利因為自己的『幸運』，去阻擋他人追求幸福的可能？」
同樣的邏輯也應用在罕見疾病與癌症新藥的給付上，他說道：「罕病是人類演化過程中必然的基因突變，這些病友其實是替我們所有人承擔了那份『不幸』。」因此，照顧他們不只是慈善，而是整個社會群體的責任。」
無知之幕作為陳柏同的核心價值觀，當他閉上雙眼、站在議題面前，一切就有了明確的判準：不能讓制度對最不利者產生毀滅性的效果。剩下的，就是研擬出配套措施，在政策制定、法律監管、實際執行面上盡力善美。
全民急救賦能：從「救不到」到「不敢救」
近年來，厚生基金會也將目光投向了更為急迫的現場——急救。
「醫院內的救治有專業醫護人員負責，但在『到院前』的那段路，往往決定了結局。」陳柏同指出，雖然台灣已有《好撒馬利亞人法》
（＊註）保障施救者免責，但民眾面臨的真實心魔是：「我壓斷他肋骨怎麼辦？」「我真的能救活他嗎？」
為了突破這道心理門檻，衛福部委託立場中立的厚生基金會，推動「全民急救推廣計畫」。不同於傳統只著重技術教學，厚生更強調「賦能」，讓民眾擁有「能做、敢做」的信心。
除了廣為人知的 CPR（心肺復甦術）與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厚生近期更積極推廣「止血」技術。
「這其實源於對烏克蘭戰爭的觀察，戰場上死傷最多的原因往往是大出血。陳柏同滑開手機，分享了一支由藝人與啦啦隊員拍攝的宣導短片，希望能用更親民的方式傳遞嚴肅知識，「但在台灣，工廠意外、漁港作業，甚至日常車禍，止血帶的正確使用同樣能救命。」
這是一場與死神的拔河，而厚生希望將繩子交到每一個人手中。從校園到派出所，從偏鄉社區到繁華都市，他們試圖織起一張緊密的急救網，確保當意外來敲門時，沒有人是無助的旁觀者。
＊註：《好撒馬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保障緊急施救者免受法律責任，消除「救人反被告」的疑慮，鼓勵民眾在關鍵時刻勇於伸出援手。
看見那條向上的曲線：接住青少年的墜落
展望未來，除了持續深耕急救、長照與再生醫療，陳柏同心中還有一個放不下的，是關於青少年心理健康。陳柏同執行長指出，各年齡層的自殺率曲線多呈下降趨勢，唯獨 15 到 24 歲這條線的自殺率數字，卻是逆勢上揚。
「自殺是一個結果，是最後的底。但在走到那一步之前，這些孩子經歷了什麼？霸凌、家庭問題、情感挫折⋯⋯，我們有沒有在他們的『形塑期』，這個最脆弱的時候接住他們？」
「我不看冷冰冰的數字，我看的是那條曲線代表的痛苦。」這番話，他在的兒少權益會議上，曾經語重心長地對官員們說過。在數據與法條的叢林中，厚生始終看見「人」。無論是渴望孩子的母親、等待新藥的癌症病友、倒在路邊等待急救的路人，或是徘徊在頂樓邊緣的少年。這或許正是厚生基金會存在的意義。
從 35 年前的醫療起家，到如今涵蓋環境、社福、急救的全面關懷，厚生基金會的角色始終如一。是在政治的喧囂中保持理性，在政策的剛硬中注入人性。
「我們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更進步的國家。」陳柏同的結語簡單有力。對他而言，所謂進步，不只是 GDP 的數字，而是我們如何對待老去的長者、能否接受移除鼻胃管找回吞嚥尊嚴、如何照顧罕病的少數，以及當身邊有人倒下時願不願意伸出雙手⋯⋯。
這場長達 30 年的社會實驗仍在繼續，厚生基金會的存在，證明了即便政治立場不同、即使只在一間 802 會議室，只要是為了「共好」，我們仍能找到那些讓台灣往前邁進的交集點。
採訪結束後，陳柏同遞出《緊急救護時刻怎麼辦？》手冊，這是衛福部委託厚生基金會推動「全民急救」的重要成果。他說，這不只是一本教科書，更是一本為了讓一般民眾在關鍵時刻「敢出手、做對事」的實戰指南。
他也熱切分享各種急救影片，談論如何用更活潑的方式讓年輕人關注議題，此刻，我們看見的不只是一個智庫的領導者，更是一個希望「少一點遺憾」的行動家。在那個有些昏暗的會議室裡，關於生命的討論是如此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