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濕地找到「無悔式開發」的可能：專訪台灣濕地學會方偉達

「小時候因為抓蜻蜓掉進曹公圳的溪水裡，我隨波逐流，並沒有感到很慌張，反而看見了清澈溪水裡流動的水草和映照天際燦爛的天光。」「外公用網子把我撈起來」。四歲那場發生在左營洲仔的意外，不僅讓台灣濕地學會理事長方偉達教授感冒受涼，生了一場大病，得以在1970 年吃到人生中第一顆蘋果，更讓他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發覺自己非常喜歡有水的環境與濕地。

隨著年歲增長，他親眼目睹故鄉的稻田與水塘在都市化進程中消逝，這份深刻的失落感，促使他遠赴美國深造，回國之後規劃和推動「高雄濕地廊道」，成為台灣早期投入跨領域濕地保育的先驅。

在《濕地保育法》推行滿十年的此刻，台灣的環境保育正站在一個關鍵的路口。透過方偉達教授半世紀的觀察，重新理解濕地的價值，並在氣候變遷與經濟開發的拉扯中，看見下一個十年的永續生機。

濕地是充滿創造力的生態大腦

長久以來，大眾習慣將森林比喻為大地的肺，將濕地比喻為大地的腎，強調其過濾污水與淨化水質的功能。但在方偉達的眼中，濕地在整體生態系中的關鍵功能遠不止於此，它更像是整個環境的「生態大腦」。

面對當前人工智慧（AI）席捲全球的浪潮，方偉達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對比：「生物智慧」（Biological Intelligence，簡稱 BI）。他認為，人類的腦袋是生物智慧的展現，而濕地則是生態系統的實體的濕潤大腦。大腦的迷人之處，在於其充滿未知與將不可能化為可能的創造力；同樣地，濕地作為水陸交界處，孕育了極度豐富的生物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就如同人類源源不絕的創意。

濕地不僅具備滯洪防災、涵養水源、調節微氣候等基礎功能，更蘊含無數未知的生態資源與解方。如果我們任由濕地消失，就等同於切斷了地球生態系統的中樞神經，失去面對未來極端氣候的韌性與調節能力。

凝聚眾人之事：台灣濕地學會的任務與使命

要保護這顆脆弱的生態大腦，單靠個人的力量遠遠不夠。作為台灣濕地學會的理事長，方偉達深知跨領域整合的重要性。台灣濕地學會的組成匯聚了生態學、工程學、都市計畫、甚至社會科學等多元領域的專家學者，並積極與政府部門及民間團體對話。

學會的核心任務，不僅在於推動科學研究與生態復育，更扮演著「轉譯者」與「橋樑」的角色。他們將生硬的生態數據，轉化為政府施政的參考依據，同時也將聯合國《拉姆薩公約》（＊註 1）的國際標準引入台灣，協助建立在地化的保育指引。在推動政策的過程中，學會致力於打破「保育即是反商」的對立迷思，試圖在人與自然之間，尋找共生共榮的平衡點。

（＊註）1：《拉姆薩公約》（Ramsar Convention）於 1971 年在伊朗拉姆薩簽署，是全球第一個針對濕地保育的國際公約。公約旨在促進濕地的保護與「明智利用」（wise use），並透過國際合作維護重要濕地生態系。目前已有 170 多個國家加入，台灣因非聯合國會員，無法正式參與，但仍透過民間與學術交流接軌國際保育趨勢。

濕地十年，台灣真的變好了嗎？

自 2015 年《濕地保育法》正式施行以來，這場體制內的柔性革命已悄悄走過十年。當被問及「台灣真的變得比較好了嗎？」方偉達給予了肯定的答覆，但也語帶保留。

他認為，最顯著的進步，在於法律架構的確立與大眾意識的覺醒。因應《濕地保育法》，政府正式公告了五十九處國家重要濕地，這個數字背後代表著極具份量的意義。它意味著這些過去常被視為「無用泥地」或「未開發荒地」的區域，如今在國家法律層級上獲得了明確的身分與保護傘。

這不僅限制了未經環評的惡意填埋與破壞，更讓地方政府在進行都市計畫時，必須將濕地保育納入考量。從過去的倡議流血衝突，到如今的法制化管理，台灣確實在體制上邁出了一大步。

然而，令人擔心的隱憂依然存在。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降雨與乾旱，正在考驗這些濕地的自我修復能力；同時，許多非國家重要濕地的零星水域，依然面臨著被蠶食鯨吞的開發壓力。法規的落實與地方執行的量能，往往存在著不小的落差。

濕地標章、生態觀光與地方發展的共存可能

要讓濕地保育走得長遠，就必須讓當地居民看見「保護濕地也能生活」的希望。《濕地保育法》導入了「明智利用」的核心精神，強調保育並非將人類完全排除在外，而是建立可持續的夥伴關係。

方偉達以政府推動的「濕地標章」為例，這正是平衡產業與保育的絕佳解方。台江國家公園鼓勵在地漁民採用「淺水」養殖虱目魚，這不僅減少了抽取地下水的需求，冬季降低水位後的魚塭，更成為了國際級保育候鳥黑面琵鷺最理想的覓食棲地。

透過濕地標章的認證，這些友善養殖的漁獲能夠以更好的價格進入市場。當消費者選擇購買這些虱目魚，或是參與低碳排放、不干擾生態的綠色觀光旅遊時，大眾的日常消費與休閒娛樂，便直接轉化為支持地方經濟與濕地保育的實質力量。

下一個十年的考驗：從桃園三接看「無悔式開發」

展望下一個十年，台灣濕地保育最需要被正視的挑戰，無疑是國家重大能源轉型與生態保育之間的劇烈衝突，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便是桃園大潭藻礁與第三天然氣接收站（三接）的爭議。

面對這類高度撕裂的社會議題，方偉達提出一種更務實的思考方向：落實「無悔式開發（No-regret Development）」（＊註 2）與「零淨損失（No Net Loss）」（＊註 3）的原則。他認為，當國家級重大建設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討論不該停留在開發與保育的零和對立，而是在工程規劃初期，就必須嚴格遵循「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的優先順序，盡可能降低對生態造成的不可逆傷害。

（＊註）2：無悔式開發（No-regret Development） 源自氣候治理與永續發展中的「no-regret」概念，指即使未來環境風險或情境變化未如預期，當下所採取的開發或治理措施，仍能帶來社會、生態或經濟上的正面效益，因此「不會後悔」。這類思維常被用於強調兼顧發展需求、風險管理與長期環境韌性的規劃方向。

（＊註）3：零淨損失（No Net Loss） 常見於濕地保育、生物多樣性治理與環境影響評估領域，指開發行為即使造成部分生態損失，也必須透過「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措施，使整體生態功能、生物多樣性或濕地價值不因開發而持續淨減少。其核心目標，是避免自然資源在長期累積下不斷流失。

開發單位必須竭盡所能地修改設計以迴避敏感棲地；若真的無可避免，則必須將影響範圍縮到最小，並在周邊或異地投入資源，進行更大面積、更高品質的生態復育作為補償。

早在 2005 年，方偉達就曾運用早期的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簡稱 ANNs）的人工智慧運算，運用埤塘景觀預測計算鳥類多樣性，規劃在南桃園營造小型埤塘濕地作為生態「踏石」，成功將鳥類引導至安全區域，巧妙化解了北桃園機場飛安與鳥類棲地之間的矛盾。這證明了只要具備足夠的科學智慧與對土地的敬意，人類的發展與生態的延續，絕對有機會找到最小化歷史遺憾的共存之道。

從四歲那年掉進水裡的清澈水澤粼粼波光，到如今在國際與國內會議上為濕地奔走；方偉達教授用他的大半生提醒著我們，保護濕地這個濕潤皺褶的生態大腦，其實就是在保護人類社會面對未來巨變時，最珍貴的生物思惟智慧與生存滋養底氣。